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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對“溫柔敦厚”的哲學闡釋
2020年04月17日 16:59 來源:《中州學刊》2020年第2期 作者:夏秀 字號
關鍵詞:朱熹;溫柔敦厚;圣賢氣象;仁;美刺

內容摘要:摘要:在理論層面上,朱熹把“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仁”關聯起來,而在實踐層面上,他又將作為“圣賢氣象”重要表現的“溫柔敦厚”從“氣度”“性情”“言辭”多個角度進行重釋。這樣的闡釋與漢唐以來將“溫柔敦厚”局限于人的品性、待人接物層面的倫理化闡釋路徑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漢唐政治倫理闡釋路徑的弊端,但他又將“溫柔敦厚”與“美刺”相對立,基本阻斷了先秦以來儒家文化中以詩刺上的傳統。元明清時期對于“溫柔敦厚”的接受和運用未能發揮朱熹哲學闡釋的豐富內蘊,使之在言辭表現、待人接物、人品修養等方面表面化,最終形成以保守性闡釋路徑為主流的狀態,現代學界對于“溫柔敦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針對這一保守性路徑而言的。

關鍵詞:朱熹;溫柔敦厚;圣賢氣象;仁;美刺

作者簡介:

  摘要:在理論層面上,朱熹把“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仁”關聯起來,而在實踐層面上,他又將作為“圣賢氣象”重要表現的“溫柔敦厚”從“氣度”“性情”“言辭”多個角度進行重釋。這樣的闡釋與漢唐以來將“溫柔敦厚”局限于人的品性、待人接物層面的倫理化闡釋路徑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漢唐政治倫理闡釋路徑的弊端,但他又將“溫柔敦厚”與“美刺”相對立,基本阻斷了先秦以來儒家文化中以詩刺上的傳統。元明清時期對于“溫柔敦厚”的接受和運用未能發揮朱熹哲學闡釋的豐富內蘊,使之在言辭表現、待人接物、人品修養等方面表面化,最終形成以保守性闡釋路徑為主流的狀態,現代學界對于“溫柔敦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針對這一保守性路徑而言的。

  關鍵詞:朱熹;溫柔敦厚;圣賢氣象;仁;美刺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項目“溫柔敦厚闡釋史”(16YJA751029);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詩學領域對于朱熹詩教觀的研究形成一種認識,即認為他所推崇的儒家詩教是“思無邪”而非“溫柔敦厚”。而在倫理學和哲學領域,大概是出于一種認識慣性——“溫柔敦厚”是詩教觀,是一個詩學而非倫理學、哲學的話題,因而忽略了朱熹關于“溫柔敦厚”的論述。但實際并非如此。朱熹對于“溫柔敦厚”非常重視,只是他并非側重于其詩學闡釋,而是明確將“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仁”關聯起來進行哲學闡釋。這樣的理解和闡釋在“溫柔敦厚”闡釋史上是獨特的。

  從整個闡釋史角度看,“溫柔敦厚”的闡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漢唐時期的倫理化闡釋、兩宋時期的審美闡釋轉向、元明清時期的詩學闡釋。其中,兩宋時期的審美闡釋是關鍵期,也是非常復雜的時期,當時的理學發展對該范疇闡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的闡釋中倫理學闡釋、詩學闡釋并存朱熹的哲學闡釋是在漢唐時期的倫理學闡釋和兩宋交際期的詩學闡釋基礎上產生的。這樣的闡釋努力極大地推動了元明清時期詩學領域中對“溫柔敦厚”的闡釋和運用。但是,朱熹對于“溫柔敦厚”的哲學闡釋在后世的傳承中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因而元明清時期的詩教闡釋逐漸走上保守的政治倫理路徑。

  一、“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

  將“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相關聯,這是朱熹對前者進行哲學闡釋的結果。在朱熹看來,“溫柔敦厚”是“圣賢氣象”的重要表征。在日常實踐中,作為“圣賢氣象”表征的“溫柔敦厚”又具體表現為“氣度”“性情修養”“言辭”等多個方面。

  1.氣度、性情、言辭的“溫柔敦厚”

  (1)氣度的“溫柔敦厚”。朱熹指出:“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是圣賢氣象矣。”[1]這里的“溫厚和平”[2]顯然指一種與“剛猛剖決”相對的氣度,是一個人的思想、修養、道德等多個方面的綜合表現。如果這些方面綜合表現為“溫柔敦厚”,那么大致就接近“圣賢氣象”了。

  (2)性情的“溫柔敦厚”。朱熹曰:“圣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圣人待人恁地溫厚。”[3]這里的“溫厚”字面上指待人接物的方式或態度,實指內在的性情、修養。這一點在朱熹的其他相關表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他在釋周敦頤論“樂”的言論“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時說:“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圣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4]這里的“優柔”顯然指內在心性、性情。“優柔”“溫柔敦厚”的性情顯然與鋒芒畢露、直迫粗率相對立。因而,在朱熹的有關論述中,“溫柔”“優柔”“和順”“敦厚”等用語屢屢出現:“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5]

  (3)言辭的“溫柔敦厚”。朱熹認為,無論是對于詩歌語言還是人的日常言辭來說,“溫柔敦厚”都是言辭的最高標準。為人當以言溫氣和為上:“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6]寫詩作文也應當追求如《詩》一樣言辭溫厚:“(《詩》)其言溫厚和平,長于風喻。故誦之者,必達于政而能言也。”[7]如果詩歌的語言不能做到溫厚平和,那么就是大缺陷:“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這里,朱熹將“《詩》之言溫厚和平”與“長于風喻”并列,又認為“語氣粗率”不是語言表達中細枝末節性的小問題,顯然是將“言辭的溫柔敦厚”與“性情的溫柔敦厚”關聯而言的。在其他論述中,他再次重申這一點:“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葉韻,只是要便于諷詠而已。一向于字韻上嚴切,卻無意思。”[8]很顯然,在朱熹看來,“溫柔敦厚的言辭”與“溫柔敦厚的情意”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情意溫厚寬和”才會有“溫厚”的言語。“無溫厚之意”的粗率語辭,是“性情”欠溫厚的表現。換句話說,在朱熹這里,溫厚的性情是溫厚之“言”產生的前提,“言辭的溫柔敦厚”不過是一個人“溫柔敦厚”整體涵養的表現或結果。這一闡釋顯然與后世純粹從美學或文學角度對詩歌“語言的溫柔敦厚”進行探討的指向大為不同。

  2.溫厚的氣度、性情、言辭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及闡釋演變

  從以上簡要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熹運用“溫柔敦厚”的范圍比較廣泛,指代的意義亦有差異;朱熹對“溫柔敦厚”的闡釋和運用更多偏重于倫理學內涵,而無意于詩學闡釋。但這里的問題是,溫厚的氣度、性情、言辭三個方面是相互獨立的,還是彼此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朱熹對于“溫柔敦厚”的上述闡釋與漢唐以及宋代理學中的相關闡釋有何異同?

  朱熹在“氣度”“性情”“言辭”三個方面運用“溫柔敦厚”,但對它們彼此之間有無邏輯關系并無明確回答。我們可以從他的相關表述中發現三者之間內在的邏輯關系,即“言辭的溫柔敦厚”—“性情的溫柔敦厚”—“氣度的溫柔敦厚”。其中,“性情的溫柔敦厚”居于重要的基礎性位置,也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它一方面決定著“溫柔敦厚的言辭”,另一方面導向“溫柔敦厚的氣度/氣象”。前者好理解,有什么樣的性情就會有什么樣的言辭。至于后者,在朱熹看來則有兩個原因:一是“溫柔則可以進學”。有“溫柔敦厚”的性情才可能“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二是只有心性優柔才可以沉潛以揣摩“義理”,義理充斥于胸而表現出溫厚的氣度和氣象,進而臻至圣賢氣象。“二程”認為,“凡看文字,非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圣賢氣象”[9],朱熹繼承了這一思想,認為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就會與進學路徑南轅北轍。

  正是在這樣的邏輯基礎上,朱熹才將“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聯系起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朱熹對“溫柔敦厚”的闡釋與漢唐以來的倫理學闡釋路徑以及兩宋以來關于“溫柔敦厚”言辭維度的強調產生了差異。

  自漢至唐,對于“溫柔敦厚”的闡釋不多。自從《禮記·經解》提出“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之教也”[10]的說法之后,一直到唐代孔穎達那里才產生了相對完整的闡釋:“溫謂顏色和柔,柔為性情柔順。”[11]從“其為人也”句和“顏色和柔”“性情柔順”的表述可以見出,“溫柔敦厚”在漢唐時期屬于倫理學范疇,主要指人的品性。在唐代的相關記載中,“溫厚”主要用于指人的性情和品性。比如劉峣在《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藝疏》中說:“昔之采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善,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于淫文哉!”《隋唐五代墓志匯編》中輯錄有《亡宮人七品墓志銘》,志文云:“故宮人者,不知何許人也。莫詳其氏族。以其六行有聞,四德無闕,良家入選,得侍宮闈。加以□□敦厚,溫柔恭順,達于故事,□□□□□□,虛躬以接物。”這段文字雖然有缺失,但從“敦厚”“溫柔恭順”等用語中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唐朝時期,與“溫柔敦厚”相近的用語是對個人品行德性的極高評價。這種品性與《詩》教有關,但顯然與朱熹的要求差異巨大。朱熹認為,只有長期玩索義理、涵養性情,才能達到“溫柔敦厚”的“圣賢氣象”,這一要求的高度和境界比漢唐時期高遠。

  從詩歌語言方面說,朱熹認為詩歌語言應該“溫柔敦厚”的觀點,與兩宋之際理學家關于詩歌言辭的標準相似。漢唐之后,宋代的楊時首先將“溫柔敦厚”用于評價詩歌語言。他在《龜山集》卷十《語錄》中指出,“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楊時認為無論是詩文中的語言,還是對“人主”的語言都要委婉含蓄,不可鋒芒畢露,更不可譏誚太過。與楊時同一時期的游酢也認為詩歌語言“出于溫柔敦厚”,他在《論語雜解》中解“興于詩”章時說:“蓋詩之情出于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于言矣。”[12]

  概而言之,在宋代理學家看來,詩歌言辭必須溫厚和平,不可鋒芒畢露,更不可譏誚冷峻。從這一角度看,朱熹關于“溫柔敦厚”的闡釋似乎并無大的突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對于言辭“溫柔敦厚”的強調,不僅僅停留在“主文而譎諫”這么簡單的層面,他對于“溫柔敦厚”的言辭的闡釋比后世的闡釋更加復雜。這主要表現在,他始終將“言辭”的溫厚與“性情”的寬厚相提并論。尤其是,當涉及如何看待《詩》中那些表達不“平和”情感的詩作問題時,朱熹重視“情意的溫厚”的觀念就很容易引起疑問,即如何能夠做到既要表達“不平和”的情感又要言辭溫厚?關于這一點,朱熹的回答充滿意味: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

  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卻與土木相似!只看舜

  之號泣旻天,更有甚于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圣賢處憂思,

  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卻又分外好。”[13]

  這里,朱熹強調了三點:其一,《詩》中有“未和平”之意是正常的,因為本有“可怨事”;其二,人不能與“土木相似”,因此有“可怨事”必然要抒發,這已經類似于“不平則鳴”;其三,必須“發而中節”,也就是言語、詞氣要不失其正。可以說,此三者共同組成朱熹對于“言辭的溫柔敦厚”的理解。只有將這三個層面作為整體來理解,才可能真正準確地把握他關于言辭要“溫柔敦厚”的要求。

  在朱熹看來,真正的好詩一定是上述三者結合的產物:有情、有意,有怨、有怒,順乎人的自然本性,同時語言上“發乎情,止乎禮義”[14]。這一點從他的諸多表述中可以明顯體會到。曾有人問朱子:“《燕燕》卒章,戴媯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朱子回答說:“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后,無此等語。”[15] 在朱熹看來,像《燕燕》這樣,義理精密、文辭溫和的詩才是詩歌的最高境界,秦漢之后再無可見。他還曾經從如何讀《詩》的角度對以上意思進行更為詳細的闡發:“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16] 用“義理”“詞氣忠厚惻怛”等語評詩,可見他對“言辭之溫柔敦厚”的闡釋用意不在詩,而在其理學,評《詩》解《詩》皆是為其理學思想進行佐證的努力。

  3.悠游不迫:“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的交集

  中國哲學向來重視“圣賢氣象”,朱熹在《近思錄》中專列一卷,對古代圣賢的諸多氣象進行了總結:“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17] 關于什么是“圣賢氣象”,當代學人亦多有探討。有學者認為圣賢氣象具備“憂患意識”“君子不器”“與點之樂”三個特征[18];也有學者指出,宋明的“圣賢氣象”包括“社會責任與個人自在、憂患意識與閑適心態、道義情懷與灑落胸襟”[19] 。朱熹的“圣賢氣象”自然是包含憂患意識、社會責任和閑適灑落的。以此為參照,我們會發現,在朱熹關于“溫柔敦厚”的相關表述中,他更突出其中閑適灑落、優柔從容的一面。換句話說,既然“溫柔敦厚”與“剛猛剖決”“粗厲激發”相對立,那么它必然是悠游不迫的。

  作為“圣賢氣象”的表現或構成部分,“溫柔敦厚”在朱熹這里更多地呈現為一種“優柔不迫”,這種“優柔不迫”在日常實踐中表現在言辭、性情、待人接物等諸多方面。但這樣的“溫柔敦厚”又不僅僅是漢唐時期遵循“禮”的規定的外在表現,亦非僅在詩文創作中做到言辭委婉,而是內有“義理”的支撐,并通過長期體驗涵養起來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朱熹每次在論及《詩》之言辭溫厚平和時,都要指出《詩》之諷喻或義理蘊含。因為在他看來,這些都是一體的,都有助于“優柔從容”的圣賢氣象的養成。他認為,“關于《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20] 。概而言之,朱熹的“圣賢氣象”在責任、擔當、憂患意識等傳統內容之外,又具有兩個方面的規定性:一是擁有“與天地同其大”的大境界,“宋明理學家經常愛講‘孔顏樂處’,把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其實也就是指這種不怕艱苦而充滿生意,屬倫理又超倫理、準審美又超審美的目的論的精神境界。”[21] 二是悠游不迫存于世間的氣度,不粗糲、不偏狹。當人擁有如此“圣賢氣象”時,詩文也同樣會表現出闊大的氣象:“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愿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22] 這里的“寬裕溫厚”之氣說的是文章,但實際上也是包括朱熹在內的宋代理學家心目中“溫柔敦厚”應有的氣質。這樣,通過將“性情/涵養的溫柔敦厚”與“圣賢氣象”相關聯,朱熹就把傳統詩教融合成了他“內圣”理論體系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姓名:夏秀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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