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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紅色基因抵制歷史虛無主義
2020年04月17日 10:42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4期 作者:方聞昊 字號
關鍵詞:新中國/紅色基因/歷史虛無主義

內容摘要:歷史虛無主義顛倒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踐踏中國人民對革命歷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擾亂中國人民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正常認知,其實質是誘導中國發生顏色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

關鍵詞:新中國/紅色基因/歷史虛無主義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歷史虛無主義顛倒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踐踏中國人民對革命歷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擾亂中國人民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正常認知,其實質是誘導中國發生顏色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針對這一錯誤思潮,本文論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歷史的飛躍,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的必然,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清醒地認識黨和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對我國社會發展道路所作選擇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抵制歷史虛無主義謬論對新中國紅色基因的淡化和消解。

  關 鍵 詞:新中國/紅色基因/歷史虛無主義

  作者簡介:方聞昊,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人員。

 

  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錯誤思潮,是披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上的欲拒還迎的溫情面紗,其實質是誘導中國發生顏色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初期,它主要表現為以總結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為借口而將其“晚年”的跨度無限延展,否定毛澤東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輝煌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指導地位,進而否定毛澤東領導的全部革命和建設歷史。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主要表現為以反思歷史的名義“重新評價”歷史,否定世界近代以來一切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革命行動,這其中當然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實現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變革的社會主義革命。近年來,在上述錯誤觀點及其變種尚未得到徹底肅清的同時,一股新的披著學術研究的外衣、打著“歷史解密”的幌子,明目張膽地質疑、矮化、詆毀革命領袖和革命英雄,同情、美化、抬高歷史上早有定論的反動人物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躍然出現在人們的生活里。如此肆無忌憚地顛倒中國近現代革命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踐踏中國人民對革命歷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擾亂中國人民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正確認知,都是對新中國紅色基因的銷蝕和瓦解,這與當年蘇聯解體前“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①的情況十分相似。

  對此,習近平在同出席2019年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談話時深情而堅定地講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啊!上海石庫門、南湖紅船,誕生了中國共產黨,14年抗戰、歷史性決戰,才有了新中國。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②這里所說的“紅色”無疑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帶領中國人民不斷贏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勝利,是新中國最亮麗的底色。值此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面對東西方兩種文明劇烈碰撞以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力量正面交鋒的嚴峻形勢,我們一定要認真貫徹習近平關于必須“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③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巨浪中保持自身思想上的獨立性和實踐中的主體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警惕歷史虛無主義對新中國紅色基因的消解,“保證革命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代代相傳”④。這就要求我們清醒地認識黨和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對我國社會發展道路所作選擇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從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誠如習近平所言:“紅色基因就是要傳承。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經歷了多少坎坷,創造了多少奇跡,要讓后代牢記,我們要不忘初心,永遠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⑤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歷史的飛躍

  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說成是“歷史的悲劇”的觀點源自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東發生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以來,在新中國自己的土地上泛起否定新中國歷史的思潮,卻不得不說是“歷史的悲劇”。持這種觀點的人閉口不談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怎樣符合我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朽功勛,相反認為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內的近代以來一切以救亡圖存為目的的波瀾壯闊的革命行動構成了百年來的“瘋狂與幼稚”,由此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這歪曲了歷史發展邏輯和真實軌跡。在“告別革命”論者看來,新民主主義革命壓倒了五四以來的思想啟蒙,因而阻斷了近代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進程。對此,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對于長時期受到封建主義腐朽思想束縛和毒害的中國人民來說,只有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可以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在俄國取得歷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圍內成為時代主流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革命道理不能對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作出絲毫貢獻?

  列寧曾經說過:“在革命時期千百萬人民一個星期內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學到的還要多。因為當全體人民的生活發生急劇轉變時,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間什么階級抱有什么目的,他們擁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采用什么手段進行活動。”⑥顯然,在真正的革命者眼中,革命與啟蒙并不是截然不相干的兩件事。就我國而言,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始終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潮中,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真理的洗禮,逐漸沖破了陳舊落后觀念的束縛,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國人民失去的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加諸的各種鎖鏈,而獲得的卻是翻身做主人后的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個人尊嚴,這些正是“告別革命”論者永遠不可能從別處尋到的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條件。恩格斯曾經講道:“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⑦不得不說,那種認為革命將因為“告別”而不曾發生或者不再發生的觀點未免過于幼稚,至少距離嚴肅的歷史科學研究相去甚遠;而那種認為“告別”最少可以使某種具體形式的革命永遠消失的觀點,其見識其實與那種死守著某種具體形式的革命的教條主義者的水平別無二致。

  至于這些“告別革命”論者所“暢想”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的“黃金時代”,究竟是怎樣一番光景呢?自1927年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以來,外國在華資本輸出的規模明顯增長:1931年外國控制下的機械采煤量占到全國機械采煤總量的69.1%,生鐵產量占到全國生鐵生產總量的97.2%,紗廠的紗錠數占全國紗廠紗錠總數的43.5%,布廠的布機數占全國布廠布機總數的51.4%;1930年航行于中國境內的外國船舶噸位數占到中外船舶噸位總數的82.8%,1931年由外國直接控制和經營的鐵路里程數占到全國鐵路總里程數的84.3%。⑧由此可見這一時期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經濟的滲透和控制程度。在對帝國主義國家獻媚討好的同時,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利用手中的反動政權,通過貪污、勒索、投機倒把、發行公債和提高稅率等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國家財產變成由他們任意支配的私產,官僚資本主義急劇膨脹。抗戰勝利后,官僚資產階級掌握的四行二局全面接收敵偽資產,其中僅在京滬地區就接收中央儲備銀行黃金約50萬兩,白銀約763萬兩,銀圓約37萬枚,接收中央銀行上海支店黃金約8萬兩,白銀約31萬兩,銀圓約24萬枚。⑨對于這一時期官僚資本主義的瘋狂,毛澤東講道:“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10)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黃金時代”的反人民的本質。

  南京國民政府作為一個根本上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政權,不可能推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從而引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事實。在萬馬齊喑的舊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為中華民族開辟光明的前途,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民走出黑暗的深淵。當歷史和人民真的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新中國的時候,一個全新的中國巋然不動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是一個站立起來的中國,徹底結束了近代100多年以來飽受外國列強欺侮的屈辱歷史。這是一個人民民主的中國: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倒在地,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第一次翻身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全體社會成員在政治參與、經濟收入分配和人的尊嚴等方面都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平等。這是一個經濟得以恢復并且迅速迎來大規模建設高潮的中國,僅僅3年就取得了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大超過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產量的偉大成績,又過了僅僅5年就初步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堅實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立了新的起點。總之,這是一個在滌蕩一切舊社會污泥濁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充滿新氣象的光明的中國,是真正的“換了人間”。新中國的建立絕不是“歷史的悲劇”,而是“歷史的飛躍”。

  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歷史的必然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以來,總有一些人抱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心態,否定新中國在人民民主政權日益鞏固和社會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他們受主觀唯心主義思維方法的支配,認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個別人僅憑主觀愿望而做出的改變社會歷史發展客觀軌跡的行為,它“一時的勝利”也不過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不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部分人對我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條件下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始終心存懷疑,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那個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不是按照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那個社會主義。實際上,這種“社會主義早產論”早在100多年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理論家攻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就出現了,現在不過是在舊調重彈而已。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一定的生產關系需要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之上,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此,我們從不懷疑。而自詡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的“社會主義早產論”者,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對這種“決定”作用和“相適應”條件的理解都同機械唯物論者一般無二。恩格斯曾經講道:“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因為“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11)這正符合馬克思提出的靈活性和歷史主動性對于革命至關重要的思想。(12)但是“社會主義早產論”者對此毫不理會,反而一再強調新中國鞏固新民主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要性,認為在不具備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的情況下,僅僅依靠精神意志和政治上層建筑的力量“搞窮過渡”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表現。

  列寧有一段著名的話道破了這一論調的實質:“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他們是些怯懦的改良主義者,唯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跟資產階級決裂,同時又用滿不在乎的空談和大話來掩飾自己的怯懦。”(13)事實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本來就有著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根本不同的性質,那就是它必將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在舊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和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或者說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向往的英美式的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追求的科學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中間,從來沒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14)那些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人近乎固執地反對過早過渡到社會主義,卻從不反對過渡到資本主義,因為他們實際上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一些人那里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問題不在于什么時候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在于要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邏輯本就不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終極目標,新民主主義的口號并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早產論”者的政治訴求,至于他們大多數時候還不得不借用它,那只是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刺激。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雖然不能徑直達到社會主義的成熟完善以至最終勝利,但是如果能夠經過一段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互相補充的過渡階段,是可以跨越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建成社會主義的。(15)也就是說,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大廈雖不能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卻可以在首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充分借鑒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時代創造的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手段和經過批判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文化成果,從而為本國建成社會主義作充分的準備。(16)對于這一點,我們堅信不疑。誠如列寧所言:“如果說我們既然承認我國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稱,‘因而’就不應該奪取政權,那就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所謂的‘套中人’就是這樣推論的,他們忘記了,‘相稱’是永遠不會有的,在自然界的發展中,也和在社會的發展中一樣,這樣的相稱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經過多次的嘗試——其中每次單獨的嘗試都會是片面的,都會有某種不相稱的毛病——才能從一切國家無產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勝利的社會主義。”(17)對此,毛澤東也認為:“講發展大工業是對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說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18)這表明,列寧和毛澤東都是把建成社會主義視為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而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可以成為這一歷史過程的起點和前提。

  對于上述科學論斷,那些執著于“社會主義早產論”的人們只能表現得像圍在咸魚和熱粥旁邊繞來繞去而裹足不前的貓兒一樣,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可以成為勇敢的探索者和成功的實干家。事實上,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毛澤東已經創造性地提出,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階段,也可以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19);并且強調指出,不論在哪一個階段,我們都要將學習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一切長處作為不可移易的方針,而批判和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切腐朽的東西并不能成為在實際工作中“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的理由。(20)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綜合考察我國實際情況,發展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作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不發達的階段”的科學判斷。(21)他指出,在這一階段,我們必須老實承認并認真學習“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22)。今天,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定的戰略定力,敬告人們:“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23),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斗爭,還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24)。顯然,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來社會所處歷史方位和發展方略有著明晰的認識,既有意識地糾正超越自身發展階段的急于求成的錯誤想法和政策,又堅決反對偏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改旗易幟的錯誤傾向和主張,早已擺脫了是否要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無謂論爭,而真正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重大發展。

作者簡介

姓名:方聞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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