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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圖》引出才子趙之謙的故事——雖是書畫全才,一心只做清官
2020年04月07日 10:56 來源:遼寧日報 作者:商 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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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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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色滿園——沈陽故宮藏清代書畫展”中,有一幅《牡丹圖》嬌艷盛放,它的作者是集詩、書、畫、印四絕于一身的清末才子趙之謙。趙之謙一生歷經坎坷,磨煉出遒勁老辣的藝術風格:在繪畫上,他是清末寫意花卉的領軍者“海派之祖”;在書法上,他是將隸、篆、行、楷融會貫通的大家;在篆刻上,他提出了“印外求印”的創作理念,印側刻畫像是他首創。然而,這樣一位大才子卻不屑于詩書畫,一心只為做清官,最終累死在任上。

  赴任前:畫“沒骨”牡丹贈友人

  “這幅館藏趙之謙的《牡丹圖》,以書法的筆法入畫,用筆遒勁古樸。”“春色滿園”沈陽故宮藏清代書畫展策展人、沈陽故宮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王喆介紹了此畫的特點。山坡之上,有幾朵牡丹,開出各色的花,爭奇斗艷各不相同,其中3朵艷麗的牡丹,是運用“沒骨”技法繪畫,即不采用墨筆勾勒輪廓然后敷色的傳統方法,而是以彩筆取代墨筆,用色彩直接渲染,對技巧要求更高。看趙之謙所繪“沒骨”牡丹花瓣,層次分明,自然大方,花的葉脈,是用書法中大篆的筆法勾出。全圖用墨色濃淡、線條疏密來襯托石頭的堅挺和牡丹的艷麗,實密與虛疏相對,鮮艷與素色配合,使畫面充滿生機。

  畫作左上部寫著:“少白二兄大人屬,同治壬申九月倚裝作,撝(huī)叔趙之謙”,下鈐“趙之謙”白文方印。畫作落款是同治壬申年(1872年),可知創作此畫時,正是趙之謙44歲時。“題書用筆流暢。倚裝作,即置辦行裝準備由某地到另一地時所作。”王喆解釋,1872年,趙之謙以國史館謄錄身份被分派到江西任官,到江西后就忙于主持編撰《江西通志》。因此推知,此畫應為趙之謙赴江西南昌任職前,贈予少白二哥的臨別之作。所畫牡丹,吉祥喜慶,取富貴之意。

  1960年,此畫被沈陽故宮博物館從上海榮寶齋購得,上世紀80年代,國家書畫鑒定組曾來沈陽故宮鑒定此畫,專家看后,留下“不錯!”的評語。

  趙之謙是清末寫意花卉的開山人物,他的花卉畫最為人所稱道的是構圖布局獨具匠心,虛實、隱顯、疏密、開合,各得其妙,且畫面豐富,布滿全紙,絲毫不顯擁擠雜亂。在用色上,相對于清新淡雅的中國花卉畫,趙之謙的設色更加大膽、艷麗,艷而不俗。

  現代中國畫大師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中稱贊趙之謙:“會稽撝叔趙之謙,以金石書畫之趣作花卉,宏肆古麗,開前海派之先河。已屬特起,一時學者宗之。”趙之謙的繪畫常流露出淋漓痛快、生動自然的情趣,后來的吳昌碩、齊白石都受到他藝術風格的影響,因此被稱為“海派之祖”。

  逢戰亂:家宅失火妻女病故

  為后人描繪艷麗奇彩世界的趙之謙,一生坎坷。趙之謙(1829年-1884年)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初字益甫,后改字撝叔,號悲庵、無悶等,是清代著名書畫家、篆刻家,與任伯年、吳昌碩并稱“清末三大畫家”,是清末寫意花卉領軍者。

  據《紹興府志·人物志孝行》記載,趙之謙祖上世代經商,他的六世祖在外經商多年未歸,七世祖趙萬全19歲時,“請于母,往尋父,緣崖涉水,七更寒暑”,萬里跋涉尋父7年,抵達大同,“遇父舊徒,指往父墓”,他“一慟幾絕”,最后背父親遺骸返鄉。也許是孝感天地,傳說開啟父親墓穴時,有兩只金蝶從墓內飛出,投入趙萬全的懷中。這段家事,就是趙之謙的書齋名“二金蝶堂”的由來。趙家雖然世代經商,但到趙之謙少年時,母親去世,父親常年臥病在床。哥哥被仇人所誣,一場官司,迫使趙家賣田賣產,從此家道中落。

  趙之謙自幼聰慧好學,5歲時,父親教他寫字,買不起紙,就用筆蘸水在方磚上練習。他每天必須在磚上寫一二百個字,隨寫隨干,天長日久,方磚裂開了大大小小的裂紋,好似老樹枝條縱橫,極具畫意。趙之謙自稱,作畫興趣就從此萌生。因為博聞強識,好讀經史,趙之謙在詩文、書法、繪畫和篆刻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無所不精。19歲時,趙之謙娶知書達理的范敬玉為妻,由于家境貧困,他開始在家鄉“開館授徒,為童子師”,教鄰里孩子詩文,補貼家用。但生活仍朝不保夕,時有斷炊,不得已,常靠賣畫維持生活。

  22歲時,趙之謙離開老家紹興,來到杭州出任杭州知府繆梓的幕客(即秘書),負責辦理府上的文案箋奏等事務。其間兩次回家鄉參加鄉試,但直到咸豐九年(1859年)31歲時,他才中了舉人。

  1860年,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占杭州,繆梓戰死,趙之謙逃離杭州,回到家鄉。次年為了生計,又前往溫州、福州等地。當趙之謙在外云游時,家中卻遭遇重大變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攻克紹興,趙之謙家因戰火被焚,范敬玉攜女兒回娘家避難。不久,兩個女兒先后夭折(只剩長女),范敬玉肝腸寸斷,不久也撒手人寰,年僅35歲。因戰事影響,直到兩個月以后,趙之謙才得知妻女過世的消息。當“家人死徙,屋室遭焚”的噩耗傳來,34歲的趙之謙悲痛欲絕,遂改自號為“悲庵”,并刻下“悲庵”印章,落款:“家破人亡,更號作此”。

  勞累死:三地任知縣,為官清廉

  雖然趙之謙是詩書畫印全才,但其實他志不在此。在《悲庵剩墨》中趙之謙自述:“然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他認為詩書畫印只是他的謀生手段,“學而優則仕”才是正道。

  同治元年冬末,趙之謙乘船赴北京,準備參加次年春天在北京的會試,但首戰落榜,沒有考中進士,不過結識了一批北京文化界的名人,如潘祖蔭、王懿榮等,這些人家中都富有收藏,讓趙之謙眼界大開。他還常與這些友人徜徉在北京宣武門外的琉璃廠,在金石書畫的浸染熏陶中收獲頗豐。4年之后,趙之謙返回家鄉,一邊售賣字畫、為人刻印,一邊繼續復習課業,準備再次參加科舉考試。

  此后,同治六年、同治十年,趙之謙又接連兩次赴北京參加科舉考試,但都名落孫山。最后在落選的舉子中,他被挑選為國史館謄錄。同治十一年(1872年),44歲的趙之謙以國史館謄錄身份,被推薦至江西南昌任官。

  在南昌,江西巡撫劉坤一“夙知之謙碩學,命總司編輯之事”,委任他擔任《江西通志》總編輯,此職薪酬優厚,每月薪水銀60兩。此后數年,他全力以赴投入志書的鉤稽考證工作中,無暇從事喜愛的書畫篆刻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司的再三催促下,鰥居多年、46歲的趙之謙續娶休寧陳氏,并很快喜得二子,令趙之謙深感欣慰。

  光緒四年(1878年),趙之謙終于實現入仕夙愿,先后到江西鄱陽縣、奉新縣、南城縣任知縣。在給友人的信札中,趙之謙表明心志:“今日方知做官之術,不出卑鄙無恥四字,斷非我輩所能……弟立定主意,總以明來,斷不暗去,不貪贓,不通私謁,遇事躬親,不諉諸他人。”他初到鄱陽縣時,正逢大水沖田,他立即投入抗洪救災工作中,“殫力賑撫,不遺余力”;再任奉新縣知縣時,他組織捐款葺文廟、修橋筑城、懲辦訟棍,甚得民心。

  光緒十年(1884年),法軍侵犯福建沿海,清廷向法宣戰。此時趙之謙續娶的陳氏剛剛病故,他又赴任南城縣知縣,因南城縣地處福建、江西交界處,靠近前線,又是通往福建的交通要道,援閩各軍絡繹過境,趙之謙要張羅軍需供應、指揮筑城修壕,勞累過度,加上新近喪偶,哮喘病舊疾復發,病故于南城官舍,終年56歲。最終靠朋友資助,其遺柩才從江西運回老家安葬。

  史記

  SHIJI

  《二金蝶堂印譜》

  趙之謙工詩文,擅書法,精繪畫,尤其以篆刻成就最大。他的篆刻融合浙派、皖派之長,中年后又以戰國錢幣、秦漢印章、漢磚、鏡銘及魏晉碑體等古今器物文字入印,章法講究,獨創閑靜遒麗、古勁渾厚風格,此外,在印側刻畫像,也是他首創。盡管他一生所刻不到400方印作,但幾乎件件是精品。能取得如此輝煌的篆刻成就,離不開一個知心好友——魏錫曾。

  1861年,趙之謙受朋友之邀到福州云游,結識了同樣躲避戰亂來此地的浙江人魏錫曾。魏錫曾(1828年-1881年)字稼孫,嗜印成癖,自號印奴,曾深研西泠六家印藝達20多年。他得知趙之謙來福州,立即寫詩請見,并請趙之謙畫梅:“知君家住大坊口,十過君門九回首。當時鏡水凈無波,天涯今日成悲歌。高句驪紙新拂拭,請君狂潑金壺墨……笑我降旙無可豎,看君放手殺降人。”詩中滿溢對趙之謙的仰慕之情。

  魏錫曾與趙之謙年齡相仿、經歷相似、興趣相投,二人一見如故,結為摯友。趙之謙給魏錫曾作書畫、刻印,魏錫曾則替趙之謙整理舊作,為他抄詩、收集散棄文字等。趙之謙雖精于篆刻,但卻將其視為小技,輕易不愛操刀。魏錫曾便循循善誘,首先提出要為趙之謙編輯出版一本印譜。但收集趙之謙的舊作,數量和質量都不足成譜。于是在好友的催促下,趙之謙開始了他一生中大批量的刻印,如“我欲不傷悲不得已”“為五斗米折腰”等。

  有趣的是,兩人在探討印學觀點時,魏錫曾總有意無意地將趙之謙與丁敬、黃易、鄧石如等清代前輩篆刻大家相比,認為他不如人,這激起了個性孤傲、爭強好勝的趙之謙的創作沖動。他在給魏錫曾刻“魏錫曾”“稼孫”對印時,特意在刻款上寫道:“稼孫目予印為在丁、黃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黃之上。”又在“趙之謙印”刻款中說:“龍泓(丁敬的號)無此安詳,完白(鄧石如號)無此精悍”。不服輸的趙之謙埋頭創作,一發而不可收。從1862年到1864年,僅僅3年時間,趙之謙就刻了200余方,占他一生刻印數量的一半。他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在三十前后,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1862年)以后一心開辟道路,打開新局。”這種銳意創新的動力,與好友魏錫曾的激將法有很大關系。

  當魏錫曾將為趙之謙收集好的《二金蝶堂印譜》放在他面前時,趙之謙在上面題寫了四個大字:“稼孫多事”,并寫了一段短文:“稼孫竭半載心力,為我集印稿、抄詩、搜散棄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則厚矣。”對友人花費半年時間,為自己整理出版印譜的情意大為感動。

  同治二年(1863年),魏錫曾作為候選鹽官赴京都,特意帶著《二金蝶堂印譜》到江蘇泰州停留,拜謁皖派前輩篆刻大師吳讓之,請他審閱題字,吳讓之欣然為印譜撰寫了序文,并刻贈印章兩枚。為表達謝意,魏錫曾為吳讓之輯拓了首部印譜——《吳讓之印譜》,后來又引發了趙之謙撰寫《書揚州吳讓之印稿》,闡述自己不同的印學觀點。緊接著,魏錫曾也撰寫了《吳讓之印譜》跋文。這三篇文章,是晚清印壇一次重要的印學理論論辯,也成為清代篆刻史上的印學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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